我被安排在文化广播局,范正大没有食言,给了我一个副主任科员的级别,正式职务是采编组副组长。

这就有点尴尬,采编组是文广局下面一个科室,组长只是正股级干部,而我这个副组长却又是副科级,谁领导谁,关系又怎样去理顺?

县城只有一条南北走向的主街,叫中山大街,文革时改为东风大道,现在又改回来,仍然叫中山大街。街道不长,七百米左右,人们夸张地形容,牵一头牛,从街头开始撒尿,一直可以坚持到街尾。所以有人把中山街谑称为“撒尿”街。文广局在撒尿街北端,灰色三层楼。外面看起来朴素,里面看起来寒酸。就说我们采编组办公室吧,五个人挤在十五平米的房间,每人一张课桌式的办公桌,一张坐上去嘎嘎做响的竹椅子,几乎就是全部家当了。哦,还有两只公用的红色外壳的热水瓶,杯子还得自备。

就像部队新兵蛋子必须给老兵倒洗脸水一样,这里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,资格最嫩的包揽每天打开水的任务。

每人告诉我这些,也许因为我那个副主任科员的头衔,加上谷子我又不是那么勤劳,没有为大众服务的意识。

两只热水瓶一直空在那里。

十点左右,组长终于提着热水瓶出去了。

组长提着灌满开水的热水瓶首先走到我面前。

“林组长,喝水啵?”

我不知是计,毫不谦虚地打开茶杯,放在桌上,让他往里面注水。

整个办公室静悄悄的,大家都伸长脖子看着我们。

组长倒开水的姿势很夸张,一只手提着热水瓶的把手,一只手扶住热水瓶,双脚呈立正姿势,腰深弯着,很像茶室里的侍应,一脸谦卑。

我当时还想,曾组长真是个谦谦君子。然而我错了,曾组长做出的谦卑,正是为了衬托出我的孤傲。

我谷子不是傻瓜,在曾组长帮我加满最后一滴水的时候,我明白了他的用心,我从其他同事的眼神里读懂了。

我把杯子盖上,说声:“谢谢!”

曾组长:“不用谢,但是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你一下,我们这里有一个规矩,新人有打开水的义务。”

让我谷子为大家打开水,一直到有人接替我为止?不要说我好歹还是副科级,就是一般科员,我也不会屈从,没有人能强迫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。

我眉毛一扬:“是规矩还是规定?”

“是约定俗成的规矩,一直都是这样。”

“那好,”我说,“这个规矩我看也必须改改了。不如这样,咱们轮流值日打开水,今天是曾组长,明天是我林谷,就这样轮下来。还有,曾组长,”我盯着曾组长那张瘦瘦的不太自然的脸:“下次务必记住,帮别人倒开水的时候,不能太满,不是有句话叫做‘酒满虔意,茶满赌气’么。”

第一天上班,我谷子给大家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。也给我和曾组长之间的不和埋下伏笔。

曾组长大名叫做曾铮,也是本地人,自小在县城长大,高中毕业被推荐地区师专读了三年,是中国大陆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。工农兵学员,水平参差不齐,有一个真实的笑话,说是清华大学数学系一位教授第一次给新生上课。带着备了一晚上的教案,一到讲台才发现,居然没几个学生能听懂,大部分学生必须从分数加减法开始学起。

其实曾铮的文笔还是不错的,我来文广局报到第一天,就在当地报纸上拜读了他的文章,包括一篇随笔和一篇通讯报道。

在我到来之前,就数曾铮的学历最高,其他三个都没有正规文凭,罗文庆是高中生,吴广和廖迪生都是从部队转业,廖迪生参军前读过高中,吴广却是初中毕业生。

我的正规大学的学历让他们相形见绌,尤其是曾铮,更让他感到一份威胁,感到一份压力。所以,上班第一天就想给我一个下马威。

除了妒忌和警惕,他们拒人千里还有一个原因,这个原因是我以后才明白的,这个县明里暗里分成两派,一派以县委书记范正大为首,一派以县长蔡长江为首。我是范正大亲自从省师院要过来的,在他们眼里,理所当然就是范派的人了,而曾铮几个却从属于蔡派,自然对我不可能会有亲近感。

两派之争,其实来源于文革那段时间,文革县城分成两派,一派是以学生为主要力量,组织名称叫做“井冈山红军”,一派以工人为主力军,组织名称叫“保卫延安”。

像全国各地的派性斗争一样,这个小小的县城,两派也斗得不亦乐乎。有文斗,也有武斗,常常为了一个“真理”,拳脚加棍棒,打得头破血流。

文革结束了,派性斗争却惯性地延续下来。

县委书记与县长,难免会有一些摩擦,我新来乍到,暂时还不知道书记与县长之间是不是真的闹派性,搞明争暗斗,还是下面一些人,出于某种目的,有意上升了高度。


状态提示:第126章下马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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